喜剧电影为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然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喜剧片精品鲜见。观众喜爱的片种为何难觅可口佳肴？对此，几位与中国喜剧片结缘的电影人均有一番感慨与思考。
演员陈佩斯是中国电影界为数不多的矢志不渝坚持喜剧创作的电影人之一，他认为中国喜剧片难觅佳作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他说，他曾多次尝试与各电影厂合作搞喜剧片并做了艰辛的努力，遗憾的是，这些合作都十分不顺利，陈佩斯分析说，因为各电影制片厂多少年来仍沿用着一套旧的创作模式，即由文学部先创作出剧本，再定导演和演员，由制片主任申请资金……而我们的东西则是为我量体裁衣创作的，因而必须得自己去做剧本，而我们所做的剧本，制片厂的文学部未必喜欢，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剧本拿到制片厂被文学部改得面目全非，最后甚至我们参加与否都没关系了，这样合作就往往不成功，即便合作成了一两次，也是短暂的，根本没有长期合作的可能。这反映了我们的电影厂对喜剧的认知问题，而等到电影厂想起要做喜剧的时候，所找的往往是没有喜剧实践经验的人，结果是一些没有拍过喜剧电影或没有写过喜剧剧本的人坐在一起，凑一个大家当时哈哈大笑、拿到市场上就失败的片子，其创作观念上就与市场需求相脱节。
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的喜剧创作水平上不去是因为观众的欣赏水平提高了，而演员的表演跟不上，对此，陈佩斯则另执一词。陈佩斯认为，世间万物都逃不出两个字，一个“数”，一个“理”，喜剧也同样需要明析个中的条理，而目前中国的喜剧创作缺的正是这个。他认为实际上我们的喜剧创作上不去，是因为许多人连喜剧的ABC都没弄明白。所谓的变化只是观众欣赏口味的变化，但根儿上还得靠喜剧原料的精巧调配，就像老百姓所说的，烹饪时盐从什么时候加，什么时候放什么你得明白。
曾成功地饰演过喜剧人物并在他所导演的影片中注重融入喜剧特色的导演张良认为，中国喜剧片之所以迄今仍为中国电影中最弱的片种，应该说与我们长期没有去鼓励、扶植喜剧有关，尤其是讽刺喜剧。喜剧哪有不带讽刺的？纯喜剧哪有那么多呢？很多喜剧带有讽刺、鞭挞的成分，鞭挞、讽刺落后丑陋的东西，弘扬正气，才能显示出一个剧种的重要性。如果这种战斗性都不去发挥，非要把它抹平了，非要将它仅作为简单的说、学、逗、唱的东西，变成无刺的玫瑰，喜剧的内容就不会那么深刻，那么振聋发聩。不敢讽刺，不敢对丑恶的东西进行鞭挞，说得深刻一点，就是在艺术上还不够大胆。电影工作者为什么不搞喜剧，根本问题就在于还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承担作为艺术工作者在社会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而现在人们在观念上也有误区：如果你去讽刺一位厂长还可以，但如果去讽刺一位党委书记，那就会被认为是恶意攻击了。有些人特别喜欢对号入座，如果作品中讽刺了哪位市长，就会有人说，你指的是哪位市长啊？这种对号入座也会扼杀喜剧。喜剧片如果搞成无刺的玫瑰，中国观众就会对喜剧影片愈发失去信心，认为中国电影是假的、虚的，是违背生活真实的，原因正是影片中没有矛盾与冲突，所反映的问题不尖锐。
曾拍摄过具有浓郁喜剧特色的影片《瞧这一家子》、《夕照街》、《迷人的乐队》、《赚它一千万》的北影资深导演王好为认为，一部成功的喜剧片，其编、导、演都要有对喜剧的准确感觉，幽默感、分寸感、节奏感是喜剧创作的三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有时多一点或弱一点都达不到效果，必须恰到好处。王好为说，高档次的喜剧应该是塑造喜剧人物性格，仅仅建筑在一般的噱头、误会上的作品，那不过是叫它“喜剧”就是了，地道的喜剧应该让观众会心地、由衷地笑。王好为指出，要真正使中国喜剧蓬勃发达，首先还是在创作上。现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像《钦差大臣》那样内容非常深刻的讽刺喜剧。他认为，我们国家对喜剧的研究和创作实践的交流还十分不够，很少有真正的关于喜剧创作的研讨会。那么多的电影回顾展，没有一个是喜剧片回顾展。应该对一些比较典型的、成功的或不太成功的，总之是值得研究的作品，组织搞喜剧电影的人在一起进行研讨磋商，而现在还没有这种氛围。
迄今为止共拍了《离婚大战》、《临时爸爸》、《编外丈夫》、《爱情傻瓜》和《一家两制》5部喜剧影片的青年导演陈国星，坦言他之所以在拍了5部喜剧片之后改弦易辙，主要是因为喜剧电影市场只是让电影公司赚钱，不让投资人赚钱。有时一部喜剧片赚了很多钱，但投资方只是打了个平手，这势必极大地挫伤投资人的积极性。陈国星说，我们的电影从以前的模式到现在一点点走向市场，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电影收入的分成比例并没有真正和世界同步，于是造成这样的状况：片子很赚钱，但都赚到各省、市电影发行公司手里了，投资人则赚不到钱，这个问题十分突出，涉及面也比较广，解决起来恐怕难度相当大。
（摄影：陈公）喜剧电影为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然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喜剧片精品鲜见。观众喜爱的片种为何难觅可口佳肴？对此，几位与中国喜剧片结缘的电影人均有一番感慨与思考。
演员陈佩斯是中国电影界为数不多的矢志不渝坚持喜剧创作的电影人之一，他认为中国喜剧片难觅佳作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他说，他曾多次尝试与各电影厂合作搞喜剧片并做了艰辛的努力，遗憾的是，这些合作都十分不顺利，陈佩斯分析说，因为各电影制片厂多少年来仍沿用着一套旧的创作模式，即由文学部先创作出剧本，再定导演和演员，由制片主任申请资金……而我们的东西则是为我量体裁衣创作的，因而必须得自己去做剧本，而我们所做的剧本，制片厂的文学部未必喜欢，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剧本拿到制片厂被文学部改得面目全非，最后甚至我们参加与否都没关系了，这样合作就往往不成功，即便合作成了一两次，也是短暂的，根本没有长期合作的可能。这反映了我们的电影厂对喜剧的认知问题，而等到电影厂想起要做喜剧的时候，所找的往往是没有喜剧实践经验的人，结果是一些没有拍过喜剧电影或没有写过喜剧剧本的人坐在一起，凑一个大家当时哈哈大笑、拿到市场上就失败的片子，其创作观念上就与市场需求相脱节。
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的喜剧创作水平上不去是因为观众的欣赏水平提高了，而演员的表演跟不上，对此，陈佩斯则另执一词。陈佩斯认为，世间万物都逃不出两个字，一个“数”，一个“理”，喜剧也同样需要明析个中的条理，而目前中国的喜剧创作缺的正是这个。他认为实际上我们的喜剧创作上不去，是因为许多人连喜剧的ABC都没弄明白。所谓的变化只是观众欣赏口味的变化，但根儿上还得靠喜剧原料的精巧调配，就像老百姓所说的，烹饪时盐从什么时候加，什么时候放什么你得明白。
曾成功地饰演过喜剧人物并在他所导演的影片中注重融入喜剧特色的导演张良认为，中国喜剧片之所以迄今仍为中国电影中最弱的片种，应该说与我们长期没有去鼓励、扶植喜剧有关，尤其是讽刺喜剧。喜剧哪有不带讽刺的？纯喜剧哪有那么多呢？很多喜剧带有讽刺、鞭挞的成分，鞭挞、讽刺落后丑陋的东西，弘扬正气，才能显示出一个剧种的重要性。如果这种战斗性都不去发挥，非要把它抹平了，非要将它仅作为简单的说、学、逗、唱的东西，变成无刺的玫瑰，喜剧的内容就不会那么深刻，那么振聋发聩。不敢讽刺，不敢对丑恶的东西进行鞭挞，说得深刻一点，就是在艺术上还不够大胆。电影工作者为什么不搞喜剧，根本问题就在于还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承担作为艺术工作者在社会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而现在人们在观念上也有误区：如果你去讽刺一位厂长还可以，但如果去讽刺一位党委书记，那就会被认为是恶意攻击了。有些人特别喜欢对号入座，如果作品中讽刺了哪位市长，就会有人说，你指的是哪位市长啊？这种对号入座也会扼杀喜剧。喜剧片如果搞成无刺的玫瑰，中国观众就会对喜剧影片愈发失去信心，认为中国电影是假的、虚的，是违背生活真实的，原因正是影片中没有矛盾与冲突，所反映的问题不尖锐。
曾拍摄过具有浓郁喜剧特色的影片《瞧这一家子》、《夕照街》、《迷人的乐队》、《赚它一千万》的北影资深导演王好为认为，一部成功的喜剧片，其编、导、演都要有对喜剧的准确感觉，幽默感、分寸感、节奏感是喜剧创作的三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有时多一点或弱一点都达不到效果，必须恰到好处。王好为说，高档次的喜剧应该是塑造喜剧人物性格，仅仅建筑在一般的噱头、误会上的作品，那不过是叫它“喜剧”就是了，地道的喜剧应该让观众会心地、由衷地笑。王好为指出，要真正使中国喜剧蓬勃发达，首先还是在创作上。现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像《钦差大臣》那样内容非常深刻的讽刺喜剧。他认为，我们国家对喜剧的研究和创作实践的交流还十分不够，很少有真正的关于喜剧创作的研讨会。那么多的电影回顾展，没有一个是喜剧片回顾展。应该对一些比较典型的、成功的或不太成功的，总之是值得研究的作品，组织搞喜剧电影的人在一起进行研讨磋商，而现在还没有这种氛围。
迄今为止共拍了《离婚大战》、《临时爸爸》、《编外丈夫》、《爱情傻瓜》和《一家两制》5部喜剧影片的青年导演陈国星，坦言他之所以在拍了5部喜剧片之后改弦易辙，主要是因为喜剧电影市场只是让电影公司赚钱，不让投资人赚钱。有时一部喜剧片赚了很多钱，但投资方只是打了个平手，这势必极大地挫伤投资人的积极性。陈国星说，我们的电影从以前的模式到现在一点点走向市场，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电影收入的分成比例并没有真正和世界同步，于是造成这样的状况：片子很赚钱，但都赚到各省、市电影发行公司手里了，投资人则赚不到钱，这个问题十分突出，涉及面也比较广，解决起来恐怕难度相当大。
（摄影：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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